作者：易扬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有过一句脍炙人口的风华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北宋造极于赵宋之世。芸众”千年以来，风华历朝历代、北宋海内外的芸众鸣潮史学家们几乎都把北宋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根据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风华北宋人口已经发展到将近一亿，北宋是芸众盛唐时期的1.6倍，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被再次追平；政治、风华经济、北宋文化、芸众科技、风华农桑等各项事业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北宋高度，难怪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直言：“在11、芸众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朝堂上的帝王

　　我们谈论历代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时，《诗经》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句子，很难不闪现于脑海；但当宋太祖开国之时，喊出一句“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之后，宋朝皇帝的“地位”似乎就一落千丈，无论是开辟盛世的仁宗、革故鼎新的携程神宗，还是昏聩亡国的徽宗，虽然远见、秉性、能力等各不相同，但面对纷纷扰扰的朝堂争吵，全都憋着一肚子说不出的苦水，概而论之就是五个字：“万事不自由”。

　　这些“万事不自由”的事例，被各类历史书籍津津乐道，也将长久以来被过度神化的帝王们拉回成了“芸芸众生”。在吴钩的《宋仁宗：共治时代》里，就记录了一则宋仁宗“委屈指数”拉满的片段。有次宋仁宗被台谏官的章疏搞得很不高兴，溜须拍马的宫人便问仁宗：“（台谏）所言必行乎？”这一问就立马刺激到了仁宗的痛点，后者满腹牢骚地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俨然就是一副行事处处受限的孩童形象，可宋仁宗一点儿都不糊涂，几天之后，阿谀奉承的宫人就被随便安了个由头赶出宫去，仁宗的解释让人肃然起敬：“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可谓是明察秋毫、洞若观火。

　　宋仁宗赋予台谏官们的“风闻奏事”权利，不仅令其自身深受“困扰”，就连他的庆余年2皇子皇孙们也都“苦不堪言”。学者徐富海在其所著的《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中，同样写到了一段宋神宗的“憋屈往事”。神宗皇帝被台谏官们各种无根无据的“互喷”搞得焦头烂额，但又碍于制度设定无法对其问责，于是便要耗费大量精力，去安抚那些受到中伤却又爱耍性子的官员们，在御史中丞王陶对韩琦、曾公亮的弹劾案中，宋神宗疲于奔走在双方之间，“折腾了两个月”，才让他们逐渐消停下来。虽说“风闻奏事”不可避免地滋长了言官们的口舌之战、相互中伤，但倘若用辩证的观念去审视，正如元人脱脱在《宋史》里所说的“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身处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约束和广开言路？

　　宋徽宗在后代史书中饱受嘲讽，《元史续编》的作者胡粹中甚至挖苦“徽宗多能，独不能为君耳”。照理说，无知者无畏，作为朝堂上的“甩手掌柜”，宋徽宗理应过得万般自由，可在美国学者伊沛霞的《宋徽宗：天下一人》中，他和列祖列宗一样，也奈何不了那帮整天吵吵闹闹的言官，满肚子都是倒不尽的委屈。为了竭尽全力维护宠臣蔡京，宋徽宗不得不顶住满朝文武的压力，力挽狂澜。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无奈地三次贬谪蔡京，并且“每次替代蔡京的都是批评他的人”，可见即便昏庸如徽宗，在与宰臣共治的政治制度下，也还是处处受到掣肘，有着不少摆不平的朝堂事。

　　乡野里的臣子

　　北大教授罗新在其著作《漫长的余生》的扉页，手书过这样一句话：“普通人的故事，才是时代的主流。”令人颇为感怀。学者赵冬梅的《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在论述司马光的成长经历、人生阅历、政治履历之前，先不惜笔墨地介绍了他那些“以五代衰乱不仕”、一直隐于山林的近世祖先，以及北宋建国后，在司马家族内部逐渐清晰起来的宗族分工——和当时很多出身乡野的宗族一样，他们都试图举全家之力，将那些会念书能考试的孩子，送上光宗耀祖的仕途。以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为例，兄弟三人中，老大司马浩、老三司马池负责读书应举，老二司马沂则扛起耕地畜牧的重担，负责管家养家；然而生活的重担，让司马沂年仅32岁就撒手人寰，于是老大司马浩就放弃读书、接过担子，殚精竭虑培养司马池一人科举入仕、光耀门楣。司马家族的分工故事，在北宋历史上并非孤例，蔡襄、梅询等出身乡野的平民官员，也都是如此走上科举之路。根据相关史料，平民子弟在北宋官员中的占比达到45%，这又何尝不是缔造北宋清明政治的重要基石？

　　“乡野”是不少北宋官员迈入朝堂的人生起锚地，同样也是他们政治受挫时的情绪缓冲地。苏轼40年宦途大起大伏，他曾讲过一句“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其豪迈旷达的人生写照。事实也确是如此，当后人为苏轼波澜壮阔的一生著书立传时，总是不免谈及他那些游走于乡野之间的平民之交，这其中有酒监、药师、道士、和尚、琴师、大夫、农夫等等，可谓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在学者李一冰著述的《苏东坡新传》中，多次提到苏轼的一位出生贫贱的同乡至交巢谷，在苏轼被贬黄州时，巢谷奔赴而来，一边充当苏轼孩子们的塾师，一边还亲自为苏家充当家厨；当苏轼再贬儋州、苏辙被贬龙川时，年过古稀的巢谷复又徒步寻访苏家兄弟，并最终死在了寻访途中。值得一提的，“二苏重入政坛，官高爵显，巢谷从不问讯”，如此堪称“至情至性在乡野”。

　　《苏东坡新传》里还记录了不少苏轼贬谪时交往当地乡野的有趣故事。比如在黄州，苏轼特别垂涎刘唐年家名为“为甚酥”的自制煎饼，带着家人外出郊游，都想着写诗讨要几块：“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又比如在儋州，有次行歌田间，一位老妇人对苏轼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苏轼不仅毫不生气，而且往后每次见面都调侃老妪为“春梦婆”。这也正应了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里所作的概括：“（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街市中的平民

　　在《宋仁宗：共治时代》里，作家吴钩还记录了一段源自起居注的对话。面对民间酒楼的宴乐之声，内廷宫人十分羡慕地对宋仁宗说：“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宋仁宗没有顺着接下话来，而是答道：“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的明君形象跃然纸上，与北宋皇宫一墙之隔的喧嚣街市，也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出来。

　　澶渊之盟的“红利”，为北宋谋得了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难得机遇，时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都生动记录了北宋市井的鼎盛繁华。以《东京梦华录》中与吃食相关的记录为例：瓠羹店（肉汤店）“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不可谓不壮观；饼店“唯张家、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不可谓不兴盛；鱼行“每日如此生鱼有数千檐入门”，不可谓不忙碌。这些场景即便放置于今日，与那些令人趋之若鹜的“网红店”相比，都可迅速“出圈”。

　　曾经为《东京梦华录》做过译注的文化学者侯印国，还出版过一部《宋朝人的日常生活》。全书的起始之章就名为“吃货”，记叙的也正是宋朝令人眼花缭乱的吃食，其中又以夜市小吃为甚。包括侯印国在内的不少学者都认为，是进入北宋后日趋瓦解的坊市制度，间接热闹起了夜幕下的街市。循着《东京梦华录》里描绘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盛况，以及书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吃食，侯印国挑选其中几种作了详细介绍，比如他提到的旋炙猪皮肉、煎衬肝肠，观其食材和制作方法，几乎就是“北宋牌”的烧烤和炸物，堪称千年前的“热量炸弹”；又比如当时颇为流行的砂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荔枝膏等等，俨然就是如今各种茶饮、果饮的“鼻祖”，由此可见，被我们奉为“快乐水”的消暑冰饮，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惠及我们的祖先了。

　　无独有偶，写作《宋仁宗：共治时代》的吴钩，也出版过一本名为《好一个宋朝》的通识读物。在书中，吴钩不仅考证出深受老饕欢迎的火腿、刺身、汤圆、爆米花等美食和小吃，“都是发明或流行于宋朝”，而且还谈及了“吃喝”之外的“玩乐”，铺陈了北宋街市上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娱节目。特别是在元宵节当天，说唱、歌舞、魔术、杂剧、傀儡戏等表演轮番登场，镜灯、水灯、日月灯、马骑灯等多种灯品各出新奇，就连我们常规认知中“躲在深闺无人识”的女子们，也都精心打扮、穿金戴银，出入于华灯之中，享受着这一年一度的“民间狂欢节”。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张生彩鸾灯传》《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宋话本小说，都把佳人相约的故事情境，设置在了元宵之夜的街市上。

　　北宋大儒欧阳修在《生查子·元夕》里形容元宵之夜“花市灯如昼”。繁华的街市和熙攘的人群，生动展示着北宋一朝富足昌盛、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落灯后、年事毕，“士人攻书，工人返肆”，元宵的街市又恢复到了往日，但作为“现代的拂晓时辰”，北宋的辉煌却仍在继续。（易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