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周刊2024年7月26日专题《詹姆斯·C·斯科特：现代学术的异族人》。

王笛，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特多著有《茶馆》《历史的学科微声》等。

：之前看有关你的间座桥采访，提到你曾经画过一幅斯科特的架起汽车之家肖像。可不可以谈谈你接触斯科特作品的王笛缘由以及整体的阅读感受？

王笛：是的，我在《历史的斯科微声》那本书里，讨论了斯科特对我有影响的特多一些概念和研究，我画了他的学科头像作为插图，一方面是间座桥表达我对他的崇敬；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头像下面的一段说明，来概括我对他的架起认识。这段说明可以回答你问的王笛阅读感受：“人类学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和‘日常的反抗’是我经常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的两个概念。”虽然他是斯科一个政治学家，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特多，他与政治学渐行渐远，走向了人类学和历史学。

：你一直致力于微观史学、城市史的天眼查研究，强调“视角向下”，这些都和斯科特非常类似。他提出过很多影响深远、但也引发争议的概念，比如“弱者的武器”“日常反抗”“潜隐剧本”等。可否结合你具体的研究案例谈谈，你觉得他对你学术上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笛：最早接触斯科特著作是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写博士论文《街头文化》的时候，由于我关注的是下层民众，讨论精英阶层对他们的虎扑改造与限制，因此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弱者的反抗”“日常的反抗”这些概念，对我研究1870年至1930年成都街头上的普通人，对他们自己所处地位的不满以及反抗的描写和分析都有很大的启发。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并非只是依靠文献资料，而更多的是像人类学家那样进入到他所研究的农村去进行直接的田野考察，而且据发现的各种问题的深层结构，提炼出一些带普遍性的概念和理论。

例如，《街头文化》涉及城市改良的问题，由于所谓“现代化”的管理，普通人的生计就受到了影响，甚至像收容街头乞丐以及把他们关起来在工厂里面做工，以及在街头上轿夫小贩使用公共空间——街头的自由——被剥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阅读《弱者的武器》——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斯科特的著作——利用“日常的反抗”和“弱者的武器”来观察普通人。他们不像革命者，也不像农民起义以及暴力的反抗，是带有温和性质的潜在的一种反抗，没有明显的对立，没有流血，但是长期的、不间断的这样一个反抗过程。而这种过程，是我们很少观察和讨论的。

我在《茶馆》中描述了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如何成为普通人表达不满和进行隐形反抗的场所。茶馆不仅是社交和娱乐的地方，更是底层民众通过谈话、笑话和隐喻来表达对权力的不满和抗议的舞台。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反抗，与斯科特所描述的“弱者的反抗”有着高度的契合。

：斯科特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他对很多历史学者都产生了影响。他做学问的方式也很特别，比如他研究的“潜隐剧本”，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而是非常情境化、经验化的。你觉得他做研究的方式对历史学者有哪些启发？

王笛：斯科特的工作在政治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权力、反抗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在方法上，他所看到的问题往往是我们忽视的。日常行为对许多学者来说，没有像突发事件那样更值得研究。而他的研究正是在这方面给我非常多的启发，比如我对袍哥的研究，《逃避统治的艺术》让我思考，如果不是这些逃进了深山老林的边缘人群保存了汉族的民族主义，也可能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模样。

斯科特的“潜隐剧本”概念强调了权力关系中的动态性和情境性。在他的这个概念的启发下，我详细描述了袍哥这一秘密结社组织，如何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四川地区运作。袍哥成员在公开场合维持与官方权威的关系，但在私下里却通过秘密集会、仪式和象征符号来维持和传递他们的反抗精神和集体认同。这种公开与私下的双重剧本，正是“潜隐剧本”理论的生动体现。

采写/刘亚光

编辑/罗东 李阳

校对/薛京宁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