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文人来说，中国游历是传统一种重要的修行。它关乎四海八荒的文人地理空间，关乎存放庶民悲欢的中国社会空间，关乎安放自我，传统更关乎积极进取

　　■吴筱燕

　　公元766年，文人文心一言杜甫来到气象万千的中国山城夔州。这一时期，传统杜甫的文人创作技艺臻于完美，写出了长诗《壮游》。中国

　　在诗中，传统杜甫忆起年轻时自己曾乘船到江南，文人游历美丽山水，中国追慕历史传说……这次长达三四年的传统漫游后，杜甫前往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文人但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漫游，这次的目的地是齐赵，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与河北南部。在那里，杜甫呼朋引伴、纵歌游猎，并登临泰山，写出了著名的《望岳》。

　　“壮游”一词，庆余年借助杜甫的诗歌深深地印在了中国文学史上。1000多年后，当20世纪的译者面对“Grandtour”（欧洲贵族子弟的大旅行）时，很自然地就找到了对应的中文“壮游”。

　　历史学家的壮游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由于家学渊源，司马迁已经学习了大量历史知识。每一个他踏足的地方，都埋藏着历史讯息，等待他去印证、去发现。

　　如在淮阴，当地人告诉司马迁：韩信布衣时虽然穷，却已经有了雄心壮志。他的母亲去世后连埋葬的钱都没有，韩信就到处寻找平坦、地势高、鸣潮旁边可居万户人家的地方。司马迁特地去看了韩信母亲的坟墓，确如传说一般。这些当地流传的故事被写入《淮阴侯列传》，生动烘托了韩信由草根而起的形象。

　　在《孟尝君列传》中，司马迁写道：我曾到过薛地，那里的民间风气与邹地、鲁地迥异。当地人解释，因为孟尝君招来了天下的侠客等，据说有6万多家。司马迁感叹：“世人说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司马迁到鲁地参观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顺湘江而下，凭吊在汨罗江投水的屈原、早逝的贾谊……在旅行中，司马迁就像一个精力充沛的探险者、充满好奇的新闻记者，印证自己所学的历史知识，也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历史视野。这些山河往事、风尘传说和各种典籍一一进入他的笔下，铸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通史。

　　山水与宦游

　　西晋末年，动荡迭起。面对整体性的社会危机，不少文人士大夫躲入老庄思想，热衷在诗文中谈论玄虚的哲理。老庄思想崇尚自然，而山水林野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走入山水势所必然。

　　不过，西晋文士多半居于洛阳，北方平原缺少像会稽、永嘉一般的美丽风景，所以这种风气还不是那么明显。永嘉之乱后，玄言、哲思在江南找到了完美的载体，玄言诗逐渐转变为山水诗。

　　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谢灵运。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经常离开官署寻山涉水，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他尤其喜欢去那些幽静、险峻的地方，每到一地就作诗歌咏，以致其意。

　　隋唐大一统后，人们的活动范围大为增加。唐代的陆路交通以连通长安、洛阳的两京大道为枢纽，汴州、凤翔为枢纽两端的延伸点，向四方辐射，形成巨大的交通网络，东北经太原、幽州达于渤海，西北由凉州、西洲而通葱岭，向南经兴元、成都，过石门、青溪二道，可通南诏、安南，水路则经由大运河将黄河、淮河、长江几大水系打通。这种辽阔的空间意识，是此前文人很少具备的。

　　不过，唐代文人的游历主要属于宦游，即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干谒，到各地求职、为官以及奉使、迁贬等。于是，很多美丽的诗歌都以地名为题，甚至常常是作者写于行旅之际。可以说，如果没有塞外，没有江南，没有夔州，也就没有唐诗。

　　“游必有方”

　　明代中后期，江南经济日益富庶。此时的旅行，不再只是短暂的青春冒险，或劳顿的宦游行旅，而有了享乐、休闲的意味。

　　1587年，徐霞客生于江阴一个日益没落的望族。父亲为其取名“弘祖”，期待他能重振祖业，但徐霞客童子试落第后就决意放弃功名。他喜欢读书，尤其是地理、历史、方志、游记、探险类书籍，也喜欢出门探险。

　　17岁时，徐父去世，家中只剩母亲操持家业。徐霞客很想出门游历，但念及“父母在，不远游”而有所迟疑。这时，他的母亲接上了下一句话：“游必有方。”徐霞客的母亲王孺人是一位坚强、精力充沛的女性。她鼓励徐霞客要做那“屋外松”，勿学“盆中景”。不仅如此，她还同儿子一起出门远游，这在当时成为美谈。

　　在此之前，中国文人主业为官，旅行只是兴趣。徐霞客却将一生精力都用来游历，可谓职业旅行家。30多年间，他几乎年年出门，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当时的名士陈继儒以其常年风餐露宿、行走在云霞之间，为其取了个别号“霞客”。

　　徐霞客很有探险精神，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越要去。他不仅是在探险，也是在实地考察。举个例子，先秦地理著作《禹贡》认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后世一直沿用这一说法。徐霞客经过多地考察认为，金沙江是长江的源头。在科技手段匮乏且独立作业的条件下，徐霞客的这一发现是地理学上的重大创举。

　　更为重要的是，徐霞客每天旅行回来都要记日记，有时甚至站在山路上、背靠悬崖即时记录。据统计，他记载了地貌类型61种、水体类型24种、动植物170多种、名山1259座、岩洞溶洞540多个。

　　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徐霞客仍在游历，最后在云南时已然无法行走，当地官员不得不派人将其抬回老家。病榻之上，徐霞客对朋友说：“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张骞、玄奘、耶律楚材都是奉君主之命出行，徐霞客却以一个布衣之身走遍各地，可谓死而无憾。

　　对中国文人来说，游历是一种重要的修行、一个重要的传统。它关乎四海八荒的地理空间，关乎存放庶民悲欢的社会空间，关乎安放自我的老庄哲学，更关乎积极向外的进取精神。在一次次的壮游中，人们可以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成长。

　　（作者为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